寧國商人是指明清時期安徽寧國府籍的商人團體。明清時期，寧國府與徽州府毗鄰，下轄寧國、宣城、涇縣、旌德、太平、南陵六縣。寧國商人與徽商是安徽境內知名的兩支商幫，學界有時將二者并稱為“徽寧商幫”，二郡之人往往共同外出經營，活躍于皖省內外的商業(yè)市鎮(zhèn)。
    明代中后期，寧國商人在人地矛盾尖銳、謀生觀念轉變、徽州商幫影響等諸多因素的促進下興起，至清代康、乾年間獲得了較大發(fā)展，其活動足跡主要集中于安徽、湖北、江蘇等長江中下游地區(qū)。同其他商幫一樣，寧國商人具有開拓進取的精神，不乏較為雄厚的資本，熱心于社會公益事業(yè)。
    修橋鋪路，方便行人
    寧國府地處皖南山區(qū)，那里山高谷深、溝壑縱橫，大宗貨物的運輸多依賴水路進行。在清代，受人力及自然環(huán)境雙重因素的影響，寧國府境內時常發(fā)生洪災，橋梁被毀、道路中斷的現(xiàn)象時有發(fā)生。因此，在寧國人眼中，修橋鋪路是一件積德行善、造福百姓的義舉。一些發(fā)財致富的寧國商人往往不惜巨資予以慷慨資助。
    以涇縣、旌德、太平三縣為例。在涇縣，一位叫胡承端的商人，他出身貧寒，“以服賈致裕，嘗與族兄承鋗、承銓共建烏溪橋”。還有位叫查冠群的商人，在經商致富后，“修村口大路及獅子山棧道，并建石橋”。
    在旌德縣，商人呂德俊，“服賈于宣邑之灣沚鎮(zhèn)，積勤起家，施濟不吝。重建離沚五里之鳳凰橋，又建惠風亭，以惠行旅”。靠經商致富的汪秉璧，“賈漢陽積貲，喜行善舉，歸里獨力造聚金橋，并構殿閣涼亭，以為村之北障，沿溪筑堤砌路，計費千數(shù)百金”。有位叫江一廉的商人，經商剛處于起步階段便慷慨好施，“牽車服賈，方起家，慨捐銀二千金造黑溪長春橋。”
    在太平縣，同治年間，商人李萬枝，因“村北嶺山腳，徽池要道毀”，于是便“捐山場、田地，立本村橋會建橋，以濟行人”。
    除了為桑梓故里的道路、橋梁建設添磚加瓦外，寧國商人在寄籍和僑寓地，也不吝將自己的商業(yè)利潤用來支持當?shù)氐幕A設施建設。在省內，太平商人胡國理，曾“出千金修通徽州太平路十數(shù)里”，方便了兩地來往的行人和商旅。太平人杜伯端“嘗貿易徽州，稍有余資，輒行善舉。對歙縣巖寺等處橋梁亭路，倡捐募修甚伙”。另一太平商人李紹祖“性好善，道光時僑居貴池之唐田，倡建永濟石橋三洞，費數(shù)萬金”。嘉慶初年，銅陵縣大通鎮(zhèn)境內的紫陽橋毀于洪水，在那里經商的涇縣商人“相謀集資”，“得白金七千有奇”，重建了橋梁，平整了道路。另一涇縣商人查崇禧，也曾于“含山修路建橋”。
    在省外，同治初年，太平人李志發(fā)在湖北董灘口經商期間，“獨資重建距董市十里之龍燈橋，行人稱便”。旌德人汪上裕“服賈孝養(yǎng)，遠游江右，在江右獨立建大塘橋，費千余金，毫無吝色”。江右即今江西省，也是在那里，太平商人林貴，“懋遷江右，平治路修橋梁，凡二十年，前后所費共二千金有余”。
    當然，樂善好施是沒有本地和外鄉(xiāng)之分的。在清代，不少寧國商人或多或少地參與了家鄉(xiāng)與寓居地兩個地方的基礎設施建設事業(yè)。
    賑災濟民，回報社會
    清代，寧國府境內災害頻發(fā)，其中較大規(guī)模的自然災害就達20余次之多，包括水災、旱災、雪災、蝗蟲災、饑荒災及瘟疫災。寧國商人參與賑災濟民的史料多有記載，其賑災內容與接濟形式也各式各樣。
    乾隆八年春，涇縣雨雪成災，“雨雪聯(lián)綿，米價騰涌”，商人江璐及其家人“出所藏谷，減價平糶，不足則之山溪太邑貿易以濟，全活實多，至今鄉(xiāng)邑猶稱頌之”。宣統(tǒng)三年，繁昌、太平一帶發(fā)生水災，“圩田盡沒”，太平商人杜毓苓“捐米五十石賑饑，并集地方富紳募捐助賑”。乾隆六十年，太平縣發(fā)生旱災，劉時可“嘗賈于浙，積有余資，輒行善舉。人苦饑，與弟際可、行可、仕可、圣可，由浙運米六百石助賑”。乾隆十七年，寧國府多數(shù)地方先旱后澇，“里中不火者大半”，宣城商人王杰“自捐銀米，周恤族鄰”。
    當饑荒發(fā)生時，寧國商人的慷慨解囊拯救了許多鄉(xiāng)親。乾隆年間，涇縣發(fā)生饑荒，商人翟思珠“捐金數(shù)千，平糶，賈于灣沚鎮(zhèn)，施槥又費千金”。嘉慶十六年，旌德縣“大饑”，旌德人呂溶“慷慨好施……與兄發(fā)米賑濟，全活甚眾”。嘉慶十九年，太平縣鬧饑荒，商人杜殿臣“捐銀五百兩，平糶”。道光十九年，太平縣“歲荒，里人乏食”，商人李春順，“捐貲赴石邑香口鎮(zhèn)，購大批糧米，運入平糶，以濟哀鴻”。光緒年間，宣城商人孫元瑾“每遇歲祲，必出己資以濟族眾”。事實上，寧國商人在賑災方面的義舉還有很多，此不贅述。
    寧國商人的鄉(xiāng)土觀念十分強烈，他們在寓居地常常對落難的家鄉(xiāng)父老施以援手。有以下史料為證。同治二年，太平人蘇成美“商于徽……里人避難，還家者饑餓無所得食，成美捐金千兩，倡辦賑濟，全活無算”。太平人項善寶“寓鄂之沙市，見同縣難民千余人，為募捐于同鄉(xiāng)各商賈，始開粥廠，繼給錢文，全活甚眾。尋復量給資斧，雇船送回”。太平人譚冠英，“客楚南，邑人來避難者，無不周恤”。 
    咸豐年間，太平縣人在湖北漢口經商者較多，這些商人曾多次對鄉(xiāng)鄰出手相助。趙希圣“經商漢口……縣人避難于漢者幾萬人，希圣會同黃景星等捐巨款，筑屋百十間以居，日給粥兩餐，全活甚眾”。胡國理則出資幫助鄉(xiāng)鄰返鄉(xiāng)，“咸豐中，在漢口資送鄉(xiāng)人避難者數(shù)千人”。在戰(zhàn)亂期間，孫逢吉、汪金鏊都曾救濟過不少鄉(xiāng)親。前者“服賈漢，為養(yǎng)親計，有余積，好周貧乏。咸豐十年賊踞城，鄉(xiāng)人避難者接踵至漢，吉與同鄉(xiāng)捐錢搭蓬分住，日給錢米，全活多人。后賊退，買舟回籍，并給川資、谷種”。后者“貿易漢口，族人避兵來者，悉資助之”。
    倘若寓居地有災害發(fā)生，寧國商人也常常會出手相助。捐贈銀兩是其中一種救濟方式。旌德商人呂燦章，家境并不富裕，“嘉慶八年，在徐郡貿易，遇河水泛溢，捐輸銀二百八十兩，周恤窮檐”。旌德人呂鋒，“廣置學田，賈業(yè)在六安思古潭。嘉慶甲戌歲荒，捐千余金，倡賑安撫”。涇縣人胡一嵩，“嘗貿易含山，縣連遭水旱，遂罄資本輸粟濟人”。
    捐贈谷糧、低價銷售是另外一種救濟方式。涇縣商人朱時慶，為人慷慨好施，“雍正間游楚，適漢口大荒，輸粟數(shù)千石”。王全，以服賈致饒，“康熙癸酉饑，輸谷二千石以賑”。此外，有些寧國商人還通過免費提供食宿的方式來賑災濟民。據(jù)載，道光初年，涇縣人潘景彰“賈蕪灣沚鎮(zhèn)，值水災”，他與同鄉(xiāng)潘周達、潘周云“倡賑難民數(shù)萬，三月之久，全活實眾”。太平人項鳳祥“賈荊宜間，道光三年，川水災，雇船撈埋浮尸，捐設粥廠八所，經理五月，全活流民萬余”。
    扶貧幫困是中華民族的傳統(tǒng)美德。寧國商人的特殊之處在于他們以“商人”的身份擔當著社會救助者的角色。他們“先義后利”的實際行動為“寧國商人”這一商幫概念贏得了贊譽。
    施德行義，澤被四方
    人們習慣于用“無商不奸”一詞來形容商人的貪婪與自私，然而我們從寧國商人身上看到更多的則是其施德行義的正面形象。表現(xiàn)在以下四個方面。
    其一是育嬰堂的建設方面。育嬰堂是一種萌生于清乾隆年間的收養(yǎng)孤兒的會社組織，屬慈善性質，分為堂養(yǎng)、寄養(yǎng)、自養(yǎng)三種形式。涇縣、太平等寧國商人都曾在育嬰堂的建設與操持方面出力不少。據(jù)記載，涇縣人朱琛“與弟琯俱理問，并孝友好義……后貿于嘉定，捐重資為地方興復育嬰堂，婦嬰俱得實惠”。同治年間，太平人崔祖懋，“貿易漢口，凡太平會館義冢、善堂、育嬰堂，悉捐助之”。光緒時太平人紹廷佐“經商于蕪湖，凡內河紅船局、江口救生局、蕪邑育嬰堂，均為贊襄”。另有太平人程君宗“自弱冠經商營口，至今近四十年……其善舉之最尤者，創(chuàng)辦育嬰堂，建造三江會館”。
    其二是義塾的創(chuàng)辦方面。在清代，義塾也稱“義學”，指的是由私人集資或用地方公益金創(chuàng)辦的免收學費的學校。寧國府自古重視教育，是著名的“文房四寶”產地之一，培養(yǎng)出了大批文人志士。以旌德縣為例，光緒年間，全縣有書屋、文會、書院、縣學100余處，自唐朝至清末，有姓名可考者就有舉人206人、進士142人，其中狀元、榜眼、探花各1人。清代，不少寧國商人出資創(chuàng)辦義塾。太平人汪誥“經商漢口，宣統(tǒng)元年捐資興義學，培植里中子弟”。太平人孫享榜，是一名貢生，他“長賈于外，積有贏余。同治初年，輸金百兩以修家廟，捐腴田四十畝以立義塾”。另一名貢生旌德人汪篤周也十分賣力，他“少服賈，孝養(yǎng)父母，貲稍裕，買田三十畝儲谷備荒，以敦族誼。又捐建義塾，置田六十畝為膏火資”。
    其三是義渡的設立方面。義渡是指對乘船渡河的行人不收或少量收取運輸費用。寧國商人出資設立義渡的事跡多有記載。例如，涇縣曾有五位商人共同出資在縣內設立了“上坊渡”?！妒胶锰门d復上坊義渡碑記》對此有詳細記載：“涇城之西為賞溪……在距縣治五里許，有上坊渡，宣歙行旅往來如織。當春夏漲發(fā)，騰激浩瀚，然率止數(shù)日，勢易消減，平時則浤然深碧，揭與砅皆不能，故需舟最急，邑東朱胡洪鄭汪五姓，曩習賈吳興，立式好堂公寓，積存余貲，設義渡?！?br>    其四是義冢的置辦方面。義冢指的是為客死他鄉(xiāng)者或死后無處安置者提供葬身墓地?！鹅旱驴h志》這樣記載：“旌邑每多義冢，瘞埋暴露骸骨，或一人輸造，或本族公費，或同志捐助，有呈縣舉行而卷案可稽者，有不稟有司而自為營建者，并有不使人知而稱為公置者，城鄉(xiāng)各處不一而足?！笨h志內容真實性可以從呂祥烑、呂裕成兩位商人身上得到印證。據(jù)載，呂祥烑、呂裕成“俱旌德人，貿易六安，歲饑捐賑，在本邑置義冢，合葬浮櫬七百余具”。
    當然，義冢的置辦并不局限于寧國府境內，置辦人也不限于旌德人。據(jù)記載，旌德人張鐘玠，時為監(jiān)生，“一日買舟赴金陵，道由灣沚東下，見河濱大有枯骨，心惻然哀之，遂停舟不進，于神山下購地一區(qū)，筑為義?！?。另一監(jiān)生旌德人洪廷顯，“貿廬江，捐四百余金創(chuàng)立會館，并置義冢，收葬客骸”。涇縣人王承超，太學生，“貿易泗州……于泗州魏家嘴置有義冢，地方官獎以好善可嘉”。
    以上從四個方面分類考察了清代寧國商人的善行義舉，事實上，上述義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們完全可以發(fā)生在同一個寧國商人身上。茲舉兩例。汪庭有“嘗捐金二千，建義學、造樂成橋，費至巨萬。又砌路、建亭、捐田、施茶者數(shù)起，約費三千金有奇。貿易漢陽，置義冢、施棺木，更于本縣置義冢數(shù)處，歲歉賑濟，建義倉、興文會，義行甚多”。涇縣人朱宗潘“經商于三江兩湖閩粵各州縣鎮(zhèn)市，建育嬰、貞節(jié)諸堂，置義冢，造橋道，設義渡，捐金自二萬至千數(shù)百不等”。（據(jù)《蘭臺世界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