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時，天災人禍頻發(fā)，因救濟需要，天津的慈善組織大規(guī)模增加。其中備濟社、濟生社、引善社、體仁廣生社、公善施材社、北善堂、南善堂和崇善東社等八個民間善堂善社在慈善救助中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。1924—1925年，由于政局動蕩，天津官辦救濟機構教養(yǎng)院的發(fā)展受到較大限制，天津警察廳急賑會的會務也處于停頓狀態(tài)，民間慈善組織日常的救助活動亦自顧不暇，再無多余的力量進行其他難民救濟。官辦救濟機構的不充分和社會保障的缺失，為民間慈善組織的聯合和發(fā)展提供了機會。1925年，天津紳商意識到，民間善堂善社的聯合既是一種趨勢，也是一種增強救助力度、加快發(fā)展的方式。在此背景下，1925年9月，在南善堂常務董事杜笑山、杜筱琴主導下，以南善堂為中心，將北善堂、崇善東社、引善社、公善施材社、備濟社、濟生社和體仁廣生社聯合起來，稱為八善堂。

　　組織結構的優(yōu)化

　　 天津傳統(tǒng)善堂善社的管理一般實行輪值制。士紳商人參與善堂善社的管理屬于義務職，沒有報酬。這種管理方式主要適用于規(guī)模較小的慈善組織。至20世紀初，西方企業(yè)董事制的傳入，為南善堂等管理方式的優(yōu)化提供了指引。

　　 備濟社、濟生社、南善堂和崇善東社等八個善堂屬于綜合性的慈善組織，均由多位善士共同創(chuàng)立，在管理模式上實行董事制，設立董事。創(chuàng)設初期，濟生社、引善社、體仁廣生社和備濟社董事人數較少，一般不超過5人；公善施材社和北善堂董事大致為10人；南善堂董事有20余人；崇善東社董事人數最多，有百余人。關于董事，南善堂、引善社、濟生社、體仁廣生社等八個善堂都有相關規(guī)定，要求需在公正紳商和熱心慈善的士紳中推選，并設有一定的任職期限，期滿之后表現良好者可以連選連任。這在一定程度上將那些打著慈善名號中飽私囊的士紳等排除在外，盡力使善堂的救助活動切實幫助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。濟生社、引善社、體仁廣生社、公善施材社、南善堂、崇善東社等善堂的日常事務通常由董事選舉常務董事來負責。備濟社有所不同，采取董事推選主任董事，共同組成董事會，管理社內日常事務。

　　 1925年9月南善堂等八個善堂聯合后，延續(xù)了之前的董事制管理方式，成立董事會。八善堂董事會成員主要以熱心慈善的商人為主，屬義務職，董事人數沒有定額。如原體仁廣生社汪春齋、程性源、錢玉堂，崇善東社郭桐軒，公善施材社張月丹，引善社蕭少棠，濟生社楊蓮舫等董事，直接成為八善堂董事會的成員，為八善堂救助事業(yè)提供助力。據統(tǒng)計，八善堂董事會有董事杜筱琴、杜笑山、卞月庭等30余人組成。經過選舉，八善堂董事長由原南善堂常務董事杜笑山擔任，杜筱琴擔任總董。由此可見，在八善堂中，南善堂起著主導作用。八善堂在救濟過程中，若遇到需前往政府部門協商事宜，一般由董事會推選較有影響力的董事前往，杜笑山、杜筱琴是絕對首選。如八善堂在修造天津大紅橋時，董事會特推選董事長杜笑山、總董杜筱琴、董事張蔭棠、趙善卿等前往京奉鐵路局進行商討。

　　 八善堂在決策時，主要通過召開董事會議來進行，并形成了一定的流程。在召開董事會時，先由董事長杜笑山提出商討的議題，如當天津發(fā)生災禍時，是否展開救濟、如何救濟，善款籌集情況如何等；再與其他董事共同商議，并提出解決辦法，由參會董事進行表決。

　　 八善堂不僅通過召開董事會進行決策相關事宜，而且諸董事為更有效地推行各項救助事業(yè)，先后設立了掩骨會、臨時戰(zhàn)地災民救濟會、冬賑救濟會，在八善堂的統(tǒng)一組織下，正如其名稱一樣，它們分別負責相應的救濟活動。

　　 聯合之后組織結構的優(yōu)化提升了八善堂的社會公信力，而且比之前南善堂、引善社、濟生社、體仁廣生社等八個善堂的冬賑救濟活動更加規(guī)范。如冬賑救濟會需要決策的事項，需在每星期三的各股董事會和星期日的全體董事會上進行商討。如若遇到臨時情況，可以召集董事召開臨時會。若參會人數為十人左右，則改為茶話會。需要救濟的對象先由警察署調查造冊，八善堂冬賑救濟會再進行核查，并按照標準進行劃分。善款的支出也有相應的規(guī)定加以約束。規(guī)范的流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將慈善救助置于一個受監(jiān)管的環(huán)境下，直接明了的標準也可提高公眾對八善堂慈善事業(yè)的信任與支持。

　　救助范圍的擴大

　　 在聯合之前，南善堂、引善社、濟生社、體仁廣生社等八個善堂善款來源較為單一，除南善堂外，其他幾個善堂的經費來源多依靠固定資產收入和董事捐款、租金、息金等。由于經費的限制，八個善堂的救濟范圍多局限于天津市區(qū)的特定群體如嫠婦，部分受災來津難民，貧民子弟、孤兒等。

　　 如嫠婦救助，南善堂、引善社、濟生社、體仁廣生社等八個善堂均對嫠婦進行救濟，公善施材社辦有救濟恤嫠善會，南善堂設有“青年恤嫠會”。清末民初，貞潔觀念還較重，尤其是青年嫠婦“多上有翁姑，下有子女，一則延其一家之生命，再則保一身之名節(jié)，誠為莫大功德也”，但家境貧寒的嫠婦，若要保守名節(jié)，實屬不易。聯合之前，南善堂等八個善堂對嫠婦的救助僅限于未外出做工者，一旦她們外出做活“或備工，稍能支持生活”，就會立即停止救助。南善堂、備濟社、體仁廣生社等也舉辦過冬賑，但大多無定數。

　　 聯合之后，八善堂沒有將嫠婦作為唯一的救助對象，而是直接采取人口多寡及男為生利者、女為分利者的原則，按照標準將賑戶分為特、甲、乙、丙、丁五等進行救助，也就是擴大了救助的對象。對于冬賑的放賑范圍，也并未局限于市區(qū)。如1926年冬賑時，在冬賑救濟會董事長杜笑山提議下，也將此前被遣散回鄉(xiāng)的各戰(zhàn)線村莊難民考慮進去，最終決議分為城廂、四鄉(xiāng)、戰(zhàn)線各災區(qū)三部分進行施救，冬賑救濟范圍得以擴大。

　　 在聯合之前，對于來津的難民，八個善堂也多施以援手。但逃難來津者畢竟是少數，聯合之后，八善堂特成立臨時戰(zhàn)地災民救濟會，不僅對來津的受災難民提供救濟，還打破地域界限，多次派車輛前往戰(zhàn)區(qū)接送難民。如1925年12月4日國奉戰(zhàn)爭爆發(fā)，天津成為主戰(zhàn)場，難民大量涌入天津。世界紅十字會天津分會、悟善社、天主教會堂等直接派員對難民提供援助。婦孺作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，在戰(zhàn)時救濟中得到了特別關照，先后有中國婦孺救濟會天津分會、天津難民婦女救濟會、天津紅十字分會等為她們提供救濟。八善堂臨時戰(zhàn)地災民救濟會主要負責難民的收容。據統(tǒng)計，1925年12月19日，八善堂臨時戰(zhàn)地災民救濟會將接收的各路災民3800余人分別送往各收容所。1926年1月1日，八善堂臨時戰(zhàn)地災民救濟會的收容所如普樂大街普樂茶園、大方旅館、福厚里等處，住有男女老幼難民共22455口。1926年春，杜笑山分派妥員前往南路救濟逃難災民。據統(tǒng)計，從南路八里臺子以西大洼中接來陳臺子等村受災難民500余人，在蔡臺子村接到董家莊各村災民600余人，共計1100余人。至4月中旬，由八善堂臨時戰(zhàn)地災民救濟會救濟的各村災民已經不下五萬人，除自行投奔親友者外，在各收容所暫住者“共有三萬一千余名”。收容難民后，八善堂臨時戰(zhàn)地災民救濟會負責難民的衣食住。1926年夏，各收容所難民先后被遣送回籍，八善堂臨時戰(zhàn)地災民救濟會的救濟事業(yè)宣告結束。

　　 八善堂救助范圍的擴大與其籌款渠道的多元化密切相關。八善堂經費不僅得到政府、社會各界的捐助，還通過義務戲演出籌集善款。

　　救助力度的加強

　　 在未聯合前，八個善堂救助事項較為分散，救助人群主要有嫠婦、文貧、冬季的寒素家庭、來津避戰(zhàn)和逃難的貧民，另外還設有貧民學校等。事項雖多，但主要集中于嫠婦。聯合之后，嫠婦救助不再作為八善堂的重要事項，而是納入冬賑救助事業(yè)中。

　　 冬賑作為傳統(tǒng)救助事項，在聯合前，南善堂、引善社等八個善堂均有涉及。聯合后的八善堂，在八個善堂冬賑救濟的基礎上，承擔起大規(guī)模施放冬賑的責任。八善堂在確定救濟范圍時，董事長杜笑山提及1927年春夏之際遣散回鄉(xiāng)的難民，他們回鄉(xiāng)時，即使立即投入春耕也有所延誤。經八善堂冬賑救濟會董事決議，直接將救濟范圍擴大為城廂、四鄉(xiāng)、戰(zhàn)線各災區(qū)三大部分。經過調查，八善堂冬賑救濟會總務股長張蔭棠及股員報告城廂各區(qū)共56000余戶。城廂只是救濟地區(qū)的三分之一，此時八善堂的救濟戶數，不僅是聯合之前八個善堂中救濟能力較強的南善堂1922年冬救濟嫠婦戶數的70多倍，而且也遠遠超過了之前負責大規(guī)模冬賑的天津警察廳急賑會所調查的貧民戶數，達萬余戶，可見八善堂冬賑救濟會救濟的受眾之多。

　　 聯合之前，在辦理冬賑時，八個善堂沒有將冬賑視為救濟重點，未劃定嚴格的標準，可以說較為隨意，救助力度有限。聯合之后，八善堂則對冬賑救濟標準進行了嚴格地劃分，按照男為生利者、女為分利者以及人數的不同直接劃分為五等，即特等、甲等、乙等、丙等、丁等。不同等級，八善堂所救助的力度也不同。特等最高，賑濟玉米面50斤；甲等40斤。以此類推，救助級別最低的丁等施放玉米面10斤。即使是最低等級，也與南善堂1922年冬救濟嫠婦時施放的玉米面數額接近。救助力度的不同，還直接反映在冬賑救濟時限的長短上。此前，八個善堂在冬賑救濟上的時間較短，大多以冬三月為主。聯合后，1926年冬賑救濟從11月八善堂冬賑籌備大會召開時起，直到1927年5月董事長杜笑山宣告冬賑結束為止，整整歷時半年，基本是聯合前的兩倍。在天津城廂救濟貧民數為61512戶，施放玉米面1736160斤，足見聯合后八善堂賑濟力度之強。

　　 按照學界公認的看法，明清傳統(tǒng)慈善組織的宗旨在于施展其教化功能，與這一目標相適應的是，傳統(tǒng)慈善組織的活動內容基本沒有越出“養(yǎng)育”的范圍。近代以后，社會秩序和社會思想都發(fā)生了劇烈變動，戒煙會、新學堂等新興慈善機構紛紛出現。清末民初創(chuàng)辦的北善堂等八個善堂的董事感受到救助的現實需要，但受限于經費，他們將目光主要聚焦于貧民教育，通過設立學校為貧民子弟、孤兒提供免費的學習機會。即便是聯合之后的八善堂，之前善堂所創(chuàng)辦的學校依舊存在。

　　 需要注意的是，聯合后的八善堂還將救濟置于修建大紅橋等公益事業(yè)上。1924年夏末，天津猛降大雨，河水漫上兩岸；大雨過后，大紅橋護岸及橋臺皆被沖毀，行人來往多有不便，也給實業(yè)造成不小影響。政府深知修筑大紅橋的重要性，但財政有限，并無多余精力和款項，只能一拖再拖。1926年，八善堂諸董事共同決議，將其戰(zhàn)地災民救濟結束后尚未使用的善款用來修筑大紅橋。八善堂對于社會公益事業(yè)的參與，一方面是因為其作為民間善堂善社的集合體，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；另一方面，八善堂的部分董事或與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，或直接在政府中擔任要職，于八善堂的救濟事業(yè)多有裨益。當政府面臨影響地方穩(wěn)定卻無資金可投入的社會工程時，八善堂挺身而出，積極投身于社會公益事業(yè)，這對政府及八善堂來說可謂是雙贏，也體現出八善堂一定的公益屬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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